纪丁（笔名）原名李继定，1950年农历12月7日生于山西沁水县。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另艺术研究院，长期从事文艺创作与研究，各类作品及论文逾百万字。曾任山西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主要作品有上演戏曲剧本《土炕上的女人》、《甲申红颜》、《丁果仙》，话剧剧本《秋风秋雨》、《风流饺子馆》，拍摄电影剧本《刘胡兰》、《六月雪》等多部。出版长篇纪实小说《粉墨情冤》、《传奇女伶》，发表文艺论文及专著100万余字。作品曾获全国“优秀戏曲论文奖”、“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新片编剧奖”、“文化部文华剧作奖”、“第七届中国曹禺戏剧节优秀编剧奖”等多项国家大奖。

主要作品有；《山西戏曲概览》、《情冤上海杨月楼》、《女中“男儿”丁果仙》、《刘胡兰》、《六月雪》、《皇榜案》、《南北江山》、《丁果仙》、《甲申红颜》、《土炕上的女人》、《凄美的山情》。《远山春雨》是全国著名剧作家纪丁根据贾平凹中篇小说《天狗》改编而成，剧作家以独特的视角，为观众描写了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之间特殊的情感、婚姻、家庭的纠葛和艰难而复杂的人生命运。通过一个凄美的故事，反映了山里人敢于同命运抗争，勇于用善良、爱心、勤劳为他人做出奉献的高尚品格，从而呼唤人间的真、善、美。

阳光使者 苏宏伟合编戏如人生，人生如戏。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这是我们梨园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也是一句真真切切富的哲思的话。也就是因为这句话使我与戏剧结缘，拿起笔来写起了剧本，也还是戏，一干就是一辈子了。其实每个人的的一辈子就是一出戏。戏多戏少，情节是曲折还是平淡，是喜剧还是悲剧，当然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人生也是一出戏。一出有滋有味的戏，一出值得品味的戏。我虽然是个普通人，却有着并不普通的人生经历。我的人生一路走来，处处都洒下了泪水，经历了悲伤，留下了心灵的伤痕，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挽回了多种教训，方好继续走完人生的道路。公元一九五零年农历十二月的初七日天色刚黑下来时我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据我的爷奶、父母后来说起，我生下来连续几天不知吃奶，只知哭喊，到了第三天头上突然无声无息。请村里的神婆来看，说：此婴与母相克，活着也是多事之人。既已闭气，弃于坟岗，也避了母亲的邪气。于是我的爷爷，一位忠厚仁义的农民，只得将我裹包起来，放于篮中，拿了一把铁锹走出了家门。爷没有走向坟岗，而是来到村边的沁河边。此刻沁河已经封冬，没有了往日的流水与涛声。爷想将婴儿埋在沁河边上，待来年春天到来时河水会把自己的孙儿带到远方。爷这样认为，比埋弃在乱坟岗要善道和吉利一些。爷开始挥锹挖坑，但等到坑挖好后欲放婴儿时，婴儿突然放声大哭。于是爷将孙儿抱回，我便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下来。事后想来那神婆也并非全无道理。首先是，母亲生下我之后因在外地工作便托奶奶归祥，直到我四岁时才匆匆见了一面，接着父母离异，母子又分离了。直到我长到十五岁时，与母才又相逢，但那时已是母子相逢不相识了。再往后的日子，直到我的母母逝世，我们母子都很少有机会在一起。神婆预测说我们母子相克，看来似有些道理。我这一生确实是多事的一生，幼年失母，童年过着半是流浪的日子，青年时遇到十年“文革”，步入中年一波三折走着艰难的路子。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碰到是是非非，很少有安稳静宁的日子。既是躲在书斋里当作家写剧本，也难避免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曲直、褒贬颂骂。古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一生不识时务，所以也就成不了俊杰。因而尽管自己也算常有官职在身，但任了免了，免了作画了。调了动了，提了降了。最终一位上级领导对我说：你一辈子满腹学问，却没有弄懂官场的规则。后来我细想，这位领导与那位神婆的说法其实是大致相同的。看来，我命里注定是多事的人生，人生的多事。我避也是避不开的，那就只有伴着是非走了！

我父亲的人生也是多事的。1937年7月就干起了革命，搞起了政治，但他也是一辈子不懂“政治”，也是没有弄懂“官场规则”的人。所以别人的官是越做越大，而他的官是越做越小。而且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不是遇到大麻烦，就是遇到小麻烦。按说1957年的“反右”与他应当无关，但他却说：动动不能这样搞，这样搞会伤害一些有思想有文化的人。结果，他被批判了，视为异己。最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仅54岁。父亲的遭遇究竟是社会的错识，还是他自己性格的缺陷，我屹今搞不明白。但父亲的一生是善道的一生，是兢兢业业做事的一生。因而在1975年的严冬，当他安葬入土时，许许多多相识他的人或是不相识而只知道其名字其行为的人都来为他送葬。那是一个漫天飞雪的日子，人们怀着悲痛的哭送这位一生多事的好人。一年之后“文革”结束，父亲冤案得以昭雪。但平反昭雪又能怎样，并不能弥补父亲那颗破碎的灵魂。父亲多事的人生自然影响了我的兄弟姐妹，他们自然也在多事中成长起来，生活下去。

很可能我的人生具有戏剧性，所以我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迷恋文学艺术之后，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歌，但我一直在探觅着能表达我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艺术形式，最终我确认戏剧是最能表达最能倾诉人生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戏曲，一板“乱弹”唱下来，悲悲喜喜，恩恩怨怨，凄凄惨惨，雄雄壮壮，都能表达出来。所以我喜爱上了戏剧，也从事了戏剧工作。戏剧成了我生命的一半。我创作的第一部戏是新编历史剧《皇榜案》，是借歌颂海瑞而寄托自己的社会感悟和情怀。我一生中都喜爱包公、海瑞这类人物及人格。剧本上演之后爱骊观众热烈欢迎。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被“文革”禁锢了十年的文艺一旦解放了枷锁，观众便函以“洪水”般扑向剧场。那也是一个重视作品，重视人才的时期，《皇榜案》在省城首演之时，文学界的马烽、西戎、孙谦、郑笃等前辈大师都来观看，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关爱。戏剧界的贾克、石丁、邓焰、张焕、张万一以及曲润海、鲁克义、郭士星等等专家不仅看了演出，还由时任山西戏剧家协会主席贾克先生亲自组织、主持了座谈会。在会议上众专家对戏进行了肯定与赞誉，其实更是对我这位戏剧队伍上的新人进行提携，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我也知道《皇榜案》并非是成功之作，各个方面都是不精道甚至幼稚。但是前辈们的鼓励与栽培，给了我创作的信心，使我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向戏剧创作，迄今已创作了三十多部舞台剧本。当然这些剧本大都发表、上演，有些还在抽屈里躺着、等着。当然我的创作历程也是极其艰难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光景处处坎坷，剧剧艰辛。这艰辛并非是创作的本身，而是写作以外的人事。每当剧本写出来，排起来时，总是要碰到多方面领导与“专家”的审读，提意见，而在这些不必要的行为过程中人性中的歪理、邪念都掺和进来。几个回合下来，搞的编剧们大都心灰意冷，认为时下的戏剧创作太难了，也太痛苦了。以《土坑上的女人》为例，剧本一出来就受到围剿和攻击，一些领导与“专家”说东道西，任意指责，什么“好人好事没有深度”“立意缺少积极意义”等等。甚至这部戏将要赴京演出时，他们仍竭力阻拦与反对。后来《土坑上的女人》在北京引起轰动，演唱全国之后，他们又争功邀赏。这个说“这个戏是我抓的”，那个说“我支持了这个戏”，还有的说“我当初就觉得是部好戏”，云云。想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戏剧界这样的风气何时才能扭转？剧本是作家自己创作，剧团自愿选本排演的民主自由何时能够真正到来？！

我坚持戏剧创作，从事戏剧事业，还因为我父亲生前十分热爱戏剧。他虽然一生从政，但对文学艺术的欣常水平极高。另外父亲生前常有嘱咐过我这样的话：你生性不擅长与社会打交道，应当去学门手艺，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千万不要到机关工作，机关机关，必有“机关”，而你是不善解机关的人。我常想起父亲的话有道理，因而我便学了写作的手艺，造化为一名埋头创作的剧作家。其实尽管如此也常常使我碰上“机关”，左突右突，左冲右冲方才跑出包围圈。为此，。我的剧作选要真诚的献给曾经关爱我的前辈文艺师长，同时献给我早仙的父亲。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要奖这本书献给热爱我们品的广大观众和读者。

我的剧作将分三卷编辑出版，第一卷收入十二部，第二卷与第三卷各收十部，都是创作过的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和民影文学剧本。对于我曾经改编地的传统剧目剧本和创作过的电视剧本不收入在内。

在本卷中《土坑》是根据同名短篇小说、《远山春雨》是根据中篇小说、《天狗》、《山野县令》是取材于中篇小说《晚雨》。在此，我再次向我崇敬的贾平凹行先生表示谢意。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受到山西省晋剧、临汾蒲剧院、河南越调剧团、内蒙古包头漫瀚剧团等演出团体及我的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他们的盛情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纪丁 2006年1030日于野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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