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柳仲郢

性别：男

字号：字谕蒙

生卒年：？～864

时代：唐朝

籍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东南）人

身份：官员

柳公绰之子。幼年好学，常吃熊胆丸，夜里看书能看更久。元和末中进士，为校书郎。会昌五年，任京兆尹。咸通五年（864年）官至太平节度使。好手抄六经，又抄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书，家藏书万卷。

少年时勤读经史，尤对《史记》、《汉书》以及魏、晋、南北朝史作过深入研究，不仅熟读，而且手抄，与所抄其他经史三十多篇，合辑为《柳氏自备》，经常参阅。所着《尚书二十四司箴》一书得到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赏识，从此出名。

　　宪宗元和十三年(818)进士擢第，初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历任监察御史、侍御史、吏部郎中。武宗命裁减冗官，他“条理旬日，减一千人员，时议为惬”。迁谏议大夫。他与宰相李德裕关系密切，被擢为京兆尹。当时的长安，已是一个人口众多、达官显宦集中、富商大贾云集的大都市，商业贸易发达。他出任京兆尹后，政令严明，以法治市。为了管理好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颁布了市场规约，设置了标准计量器具，以监督那些短斤少两、坑害顾客的不法商贩。有一北司官吏在市场仗势欺人，买粟违犯了条约，他立即下令打杀。他从市场经过，有一神策军小将纵马横冲直撞，他令手下人当众杖杀。武宗责问他为何擅杀？他说：“神策军校在闹市跃马，此乃轻陛下法典，不独试臣。臣知杖无礼之人，不知打神策将军”。当时的神策军仗势横行，地方官无人敢管，柳仲郢杀一做百，使京城秩序从此安定，无人敢违犯条令，受到百姓称赞。中书舍人纥某控诉表甥、禁军小校刘诩殴打生母，仲郢不待奏下，便将刘杖杀。为此受到北司所谮，被改为右散骑常侍，权知吏部铨事。

　　宣宗即位，李德裕被罢相，柳仲郢亦被出为郑州刺史。周墀入朝为相，知仲郢善治，擢为河南尹。月余，又召人拜户部侍郎。周墀罢相，他被左授秘书监。数月，复出为河南尹。在任以宽惠为治。安抚流民，救济贫寒，政声传闻。议论者说他为何不同于在京兆之治，他说：“京畿重地，弹压为先；郡邑之治，惠养为本。”大中中期，转任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一属吏边某贿赂朝中权僻，前几任节度使无法奈何，仲郢因事将其诛杀，内部肃然。在镇五年，召人为吏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大中十二年(858)，罢使职，改任刑部尚书。

　　懿宗即位，咸通初年，转任兵部尚书，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出任兴元尹(治所在今陕西汉中市)、山南西道节度使。因杖杀赃吏南郑县令被罢节度使，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新唐书》

　　为贬雷州刺史，此从《旧唐书》】逾年，任虢州刺史。数月，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充东都留守。后任郓州(故治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刺史、天平军节度观察等使。咸通五年(864)卒于镇。着有文集20卷。

　　——唐京兆尹之柳仲郢

　　唐元和十一年，柳公绰首次出任京兆尹。唐会昌五年，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出任京兆尹，这期间相隔三十年，恰恰是人们常说的“一代人”。

　　会昌五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唐武宗毁佛灭法。灭法一事固然同释道相争有关，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寺院经济与国家经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以至于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问题。这正如过去常说的那样：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唐朝的皇帝有崇道的，也有尊佛的。崇道的将将老子奉为玄元皇帝，尊佛的下令将佛像敬放在官员进餐的食堂让他们在饭前顶礼膜拜。唐武宗在灭法之后死于丹术，被礼佛的人看作是对其毁佛崇道一事的反讽；而唐懿宗奉迎佛骨则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甚至举出唐宪宗奉迎佛骨之后身亡的例子用以证明这种举动是大丧之兆。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看出了这种不满的程度，他批注到：“言之至此，人所难也。”而唐懿宗那句“朕生得之，死亦无恨”的话竟成为谶语。就在佛骨尚在长安城中供奉的时候，懿宗一病不起。

　　对于唐朝的皇帝来说，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信奉哪一种宗教，而是在于追求长生不老，宗教成为通向不死之路的阶梯。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人注定是要死的，而那些灵丹妙药会对人的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贵有天下的君王们仍然前仆后继的去追求肉体上的不死。

　　会昌五年毁佛共拆毁寺庙、招提四千六百余所，收回良田数十万顷。这场风暴显然是猛烈的，时至今日人们还会不时的从地下发掘出当年被毁坏掩埋的佛像石刻。而那些被毁寺庙中的铜钟、铜磬则被统一收回到各地的官府，熔炼后铸成铜币。

　　在铸币之前，有人提出在铸币用的模范上加刻“新”字，以示和旧币的区别。兼任京畿铸钱使的柳仲郢制止了这种做法。一个国家发行的钱币是有规矩定式的，随意改动样式将会损害钱币的权威性。此次全国有二十多个地方用收缴的铜器铸造铜币，只有淮南在模范上加刻了“新”字。一年多后，唐宣宗即位，佛寺重兴，那些加了“新”字的铜币竟被人收集起来，熔化后重新铸成佛像，本来就短缺的铜币又一次流失。

　　柳仲郢担任京兆尹期间所办理的案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刘诩殴打母亲案。

　　按照唐律，殴打自己父母的人应当处死，由此看来刘诩一案算不上什么大案难案。但由于这个刘诩乃是神策军中的人，神策军属于宦官管辖下的禁军，事情一旦和宦官挂在一起就变的复杂起来了，一件很清楚的案件很可能会避重就轻甚至不了了之。

　　关于这一方面的事，诗人王建在《羽林行》一诗中有过描述：“百回杀人身应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该姓。”应该判处死刑的人就这样又活了下来。

　　柳仲郢对于这类事情也有着亲身经历。

　　唐文宗大中五年时，柳仲郢在朝任侍御史。京兆富平县人李秀才诬告乡亲砍了他父亲坟墓旁的柏树，并用箭射杀了那位乡亲。这个李秀才不是姓李的秀才，而是姓李名秀才。司法部门判定李秀才犯了擅自杀人罪，应当处死。但是此人籍属禁军，籍属应该是在禁军挂着名字，所谓“市井富民，往往行贿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李秀才不仅在禁军挂着名，还有宦官罩着，说情说到了唐文宗那里，文宗批复将死刑改为打上一顿屁股后流放边疆，这在法律上叫做“决杖流配”，后来的《水浒传》中管这种人叫“贼配军”。

　　按照制度，犯人实施决杖时应由御史台侍御史在场监督执行，这一次轮到柳仲郢监决。柳仲郢认为自己不能去执行这次监决，他上奏唐文宗说：圣明的君王制定了法律，擅自杀人者必须处死。现在李秀才犯了杀人罪，这个贼人不处死，就是乱了朝廷的典章，而我如果监督决杖就是失职。我听说上面有英明的天子，下面就不会有破坏法律的臣子。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官员，却不能亵渎自己的职责，更不能玷污圣上的英明。

　　柳仲郢坚守法律，据不执行监决，唐文宗只得再换一个侍御史，而换上的人和柳仲郢一样，认为李秀才应该处死而不是决杖流配，此案最终绕过御史台改由京兆府监决。

　　有鉴于此，这一次柳仲郢不等皇上的批复下达，就抢先一步将刘诩杖杀，省得夜长梦多。

　　刘诩被杖杀之后，宦官们大为不满，柳仲郢因而受到诬陷，被免去京兆尹的职务，改任它官。

　　神策军起于唐代宗时期，此后势力逐步壮大。属于神策军派的宦官是唐中晚期宦官的主要力量，连皇帝都由他们拥立。自唐宪宗元和年间到武宗会昌年间，敢于在神策军头上动土的京兆尹有四个人，一是许孟容，一是薛元赏，另外两个就是柳公绰和他的儿子柳仲郢。

　　前人在谈到教育子女一事时，除了会提及孟母三迁之外还会提到另一个词：柳仲郢母。据说柳仲郢的母亲韩氏为了防止柳仲郢夜间读书时打瞌睡，特意用熊胆汁配制成药丸让他咀嚼提神。人们常用吃了豹子胆来形容某个人胆量之大，这柳仲郢小时候可是吃了熊胆的。

　　说到柳仲郢的母亲韩氏，就要涉及到姻亲一事。官员之间的联姻使得婚姻已经超出了生儿育女的范畴，加入了巩固某一阶层政治地位的因素。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当时那些知名人士中，李德欲的婚姻是一个例外。

　　柳仲郢的母亲，也就是柳公绰的妻子韩氏是韩皋的女儿。韩皋在元和年间历任户部、吏部、兵部尚书，韩皋的父亲韩滉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而韩皋的爷爷则是开元名相韩休。柳仲郢本人的妻子韦氏是元和宰相韦贯之的女儿，韦氏的兄弟是那位给唐宣宗写下《处分语》的韦澳。柳公绰的外兄薛官早年病故，其女儿由柳公绰扶养，后来嫁给了张毅夫。韩皋，韦澳，张毅夫都曾担任过京兆尹。

　　当然，吃熊胆和胆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同吃了猪脑子不会改变人的思维能力一样。但柳仲郢确实继承了他父亲身上那种正直耿介，不畏权势的性格，这和从小他所受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人们谈论家法时经常以柳家为例，柳仲郢的儿子柳玭曾就其家的家法写过一篇《柳氏训序》，《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庭读了这篇训序后说：“其家法整肃，乃士流之最也”。

　　柳仲郢是元和十三年的进士，他在政坛上名声初显是在牛僧孺的幕府中。

　　宝历元年，唐敬宗玩心特强不理朝政，这使得宰相牛僧孺陷入两难境地，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直言铮谏，势必惹恼皇上，以牛僧孺的性格、地位以及处世方式而论，他不会像刘栖楚那样情愿在御阶上磕破脑袋以履行谏议的职责。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年龄差的问题，牛僧孺已经年近半百，而唐敬宗不过十六岁，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听话，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但现在不听话的是皇帝，旧唐书的作者在评价唐敬宗时写到：“彼狡童兮，夫何足议”，牛僧孺大概也有这种想法。

　　但是，放任唐敬宗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对于牛僧孺来说又有悖于宰相的职责。两难之际，牛僧孺提出到地方去任职，眼不见为净。

　　唐敬宗对于牛僧孺还是照顾有加的，特别将鄂、岳观察使的建制升格为武昌军节度使，让牛僧孺带宰相职出任武昌军节度使，而柳仲郢则在节度府中任从事。在此期间柳仲郢表现出众，牛僧孺赞叹说：“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而柳仲郢真正受到重用则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期间。

　　柳仲郢并不是李德裕的追随者，更在许多事情上与李德裕的观点相左。会昌五年吴湘案时，御史崔元藻因为复查案件而被贬，柳仲郢多次上奏为其申理，这被认为是针对李德裕的，当时有不少人都为柳仲郢的命运担忧。

　　但是，李德裕则认为柳仲郢这样做并无一点私心，反而更加看重他，随即举荐柳仲郢为京兆尹。

　　任命下达之后，柳仲郢前去拜谢李德裕，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都是说些感激的话，柳仲郢却说：我一定会像在奇章公幕府时那样去努力，以报答你的厚德。

　　牛僧孺的祖上牛弘在隋朝时被封为奇章公，唐人因而用此称号尊称牛僧孺。

　　有一种说法认为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相争四十年，而会昌五年应为这四十年的倒数第二年，柳仲郢受到重用后当着李德裕的面表示要像在牛僧孺手下时那样工作，无疑是犯了忌讳。

　　事实上，李德裕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记恨于柳仲郢。这或是表明李德裕并非因私怨而妒贤的人，或是表明李德裕并没有自立一党。

　　关于朋党一事，元和八年唐宪宗与宰相李绛有过一段对话。宪宗问宰相：人们传言外面朋党势力很盛，这是为什么？李绛对答：自古以来君王最为痛恶的莫过于臣子们相互结为朋党，因而那些小人们都会用朋党来诬陷正直的人。朋党这种现象说起来很可恶，仔细查找却没有什么迹象，这都是那些肖小企图加害于善良人们的说辞。君子当然要和君子们在一起，怎么能够强迫君子和小人们相互友好，然后说这样才是没有朋党呢？

　　对于李德裕的这次提拔，柳仲郢一直记在心上。古人说：食人一饭当永生相报，柳仲郢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唐宣宗大中九年，柳仲郢兼任盐铁转运使，此时李德裕已经在六年前去世，其家族受到牵连也是颠沛流离。柳仲郢将李德裕兄弟的儿子李从质安排在盐铁院任推事，主管苏州一带的盐铁事物，让其用所得的俸禄来供给家用。当时的宰相令狐陶对此很是不满，柳仲郢给令狐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李太尉受到责处已经很久了，他的家人也因此而漂流零落，这样下去恐怕连祭祖这样的大事都会无人去作，实在是令人痛心。

　　也许是柳仲郢的信说服了令狐陶，也许是令狐陶由自己每次面见宣宗都会紧张的浑身冒汗的情况体会到伴君之难，因而动了恻隐之心，在接到柳仲郢的信后，令狐陶下令任命李从质为朝廷正式官员。

　　而在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柳仲郢却驳了唐宣宗的面子。当时宣宗让柳仲郢安排一个名叫刘集的医生担任盐场的主管，这个职务不入流品，又是皇上本人亲自写的条子，完全可以送个顺水人情，但柳仲郢却没有照办。他上奏宣宗说：如果这个医生医术高明，应该让他去尚药局担任医官。假如盐铁院有一个与其职能毫不相关的医生，臣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考核他的工作。再说，安排一个人担任盐场主管这样一个低级别的职务，不是一国之君应该干的事情。

　　唐宣宗在柳仲郢的奏疏上批示：赐给刘集绢百匹，安排人送他回家去。

　　读书学习是柳家的家风，柳仲郢的父亲柳公绰年少时读书千卷，成为名士。柳仲郢的叔叔柳公权手不释笔，终成书法大师。柳仲郢本人也是嗜书如命，公事之余，开卷读书，不舍昼夜。《九经》、《汉书》、《后汉书》亲手抄写一遍，魏晋南北朝的史书手抄两遍，全是用小楷精心写下，每个字都很认真没有败笔。今日有些人也抄书，却是为着去创什么记录，还要为国争光，真是人各有志。

　　柳仲郢一生一任京兆尹，两任河南尹，一任东都留守，一任刑部尚书，三任大镇节度使。他在任河南尹时，为政宽松，有人问他为什么和任京兆尹时做法大不相同，柳仲郢回答说；京兆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要的是次序，应该以弹压为先。而河南则是地方，治理起来应该重在养民，以和谐为主。这两个地方是不能类比的。

　　这就令人想到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对联中的一句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

　　按照柳仲郢和他父亲柳公绰的序品，位于长安升平里的柳家门前是可以树立戟杖的，据说每当柳仲郢的职位升迁之前，总会有许多鸟儿聚集在他们家门前的戟架上，五天之后才会散去。但当柳仲郢官受天平军节度使时这些鸟儿却没有出现，家里人都认为这不是个好兆头，果然，柳仲郢卒于天平军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