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育(509—559.6.29)，字景德，原名项猛奴，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周文育是南北朝陈朝开国皇帝武帝陈霸先的大将，在平定岭南和侯景叛乱的战斗中立过很大的功劳，为开创陈朝出了大力，被陈武帝封为镇南将军、寿昌县公。周文育死后，陈霸先十分悲痛，素服戴孝，痛哭于灵堂。

张宾，字孟孙，东晋后赵赵郡南和张相人（乾隆十四年《南和县志》）。授官右侯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他自幼好学，博涉经史，少有大志，兵法娴熟。先为中丘王帐下都督，后辅助石勒创业，为建立后赵王国创下了卓著功勋。据《晋书》记载，张宾受封后，位居僚首，宠冠当朝。尽管地位显赫，但为官清廉，谦虚谨慎，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深受皇帝和群臣的尊重。他死后，朝廷追封为“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配享丞相同等待遇。墓葬于南和县张相村东。

蔡佑，西魏、北周名将，追随西魏权臣宇文泰征战天下，后辅佐宇文觉（宇文泰嫡长子）建立北周王朝。以其骁勇善战、忠君为主名扬天下，人称“铁猛兽”，堪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乱世枭雄。

杜洛周（？— 528），又称吐斤洛周，北魏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县）人，高车族。北魏孝明帝元诩525年8月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聚众反对北魏统治的起义，改年号真王。高欢、尉景等都归附于他，得到了安州戍兵数万人响应。起义军与起义军多次交战，日益发展壮大。但是在528年2月，杜洛周被另一起义军领袖葛荣所击杀。杜洛周也算一位乱世豪杰，善于煽动起义，但却不善领导，最终被自己人算计致死。

葛荣（？— 528），鲜卑族人，北魏河北农民起义军首领。初为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镇将，后投靠鲜于修礼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北）的起义军。孝昌二年（526年）杀叛将元洪业，接着领导起义部众，自称天子，国号齐，年号广安。后乘胜进军，占据河北数个州县，拥兵数十万。528年，相州（今河北磁县）一战中，被尔朱荣俘获杀害。葛荣也算一位乱世枭雄，担当起领导农民起义军的重任，但他并无逐鹿中原的大志，只知屠杀掳掠，最终难成大事。

慕容翰，字元邕，为鲜卑族领袖慕容廆的长子，慕容翰“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人”（《晋书·慕容翰载记》）慕容廆甚是惊奇，遂委以重任。

马隆，生卒年不详，字孝兴，东平平陆(今山东汶上北)人，西晋名将，兵器革新家。晋东羌校尉。少而智勇，好立名节。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诛，举州无敢收者。隆以武吏托称愚客，以私财殡葬，服丧三年，列植松柏，礼毕乃还，一州以为美谈。署武猛从事。太熙初，封奉高县侯，加授东羌校尉。积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时略阳太守冯翊严舒与杨骏通亲，蜜图代隆，毁隆年老谬耄，不宜服戎，于是征隆，以舒代镇。氏、羌聚结，百姓惊惧。朝廷恐关陇复扰，乃免舒，遣隆复职，竟卒于官。

沈庆之，字弘先，吴兴武康人(今浙江德清武康镇)。南北朝时期宋朝著名将领。一生戎马31年，先后平定五斗米道叛乱，山蛮作乱，驻守南京抵挡北魏的进攻等等，功绩卓著。深得魏帝器重，嫁之以公主，拜为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封丹阳王。

拓跋英(？—510.12.9)，字虎儿，又名元英，孝文帝改革后改姓元，代(今山西外长城以南大同、左云一带)人，南北朝时期北魏著名的军事将领、音乐家。他出身王室，聪明敏捷，精通音律，尤其善于骑射。历任魏孝文帝、宣武帝时期军事重将，南征北战、抵御外敌、扫平叛乱，指挥无数大小战役，战绩突出。拓跋英在战场上出奇制胜，屡建奇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

韦叡(韦睿)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公元442），病逝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字怀文，史称韦虎，原籍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蓝田或者西安东南附近），南朝梁武帝时的名将，汉族著名的军事家。 曾祖时迁至襄阳。宋时为右军将军、辅国将军等职。指挥果断，谋略过人。出身世家大族。宋前废帝时为雍州刺史袁主簿。齐末任上庸太守、建威将军。萧衍称帝后，任廷尉，封都梁子，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天监四年（505），任江州刺史、雍州刺史等职。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而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三篇清谈误国）中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人”（《宪问》）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等同。西晋末年，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竹林”既非地名，也非真有什么“竹林”。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