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先秦 哲学家， 战国时期 魏国人，字子居，道家杨朱学说派创始人。他的见解散见于《 庄子》，《 孟子》，《 韩非子》，《 吕氏春秋》等。后学子华子、詹何等人。其学说并不是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

先秦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上非常自由繁盛的时期， 百家争鸣一向被我们认为是学术上呈葱茏盎然气象的写照，众多圣人贤士或创独立之见解，或阐前人之余音，难能可贵的是，俱言行合一且当作信仰遵从。其中一些人的名字我们实在是耳熟能详了，孔孟老庄韩墨之学说在如今也是广为流传，广被接受。而有些人则似乎不如他们那么出名，也没有流传下来著作好供后人参考，可是仅凭他们的只言片语，却足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杨朱正是如此。

杨朱这个人很有意思，看他的行事不像个思想家，倒像个诗人，据说有一次他外出到了一个岔路口，竟然哭了起来，因为他联想到了人生的歧路，心中不禁伤感起来。还有一次，他的弟弟出门时穿了身白衣，回来时因为天下雨就换了身黑衣，结果家里的狗没有认出来，朝他狂吠，弟弟气得要打它，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假设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时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地感到奇怪吗？”这样看来。杨朱有些诗人的多情善感，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提出了哲学上著名的“为我”，“利己”等观点，让孟子这一“好辩”之人拿他做了论敌。

基本观念

《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 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氾论训》）

在以上引文中，《 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 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杨朱基本观念的例证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 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 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

《老子》、《庄子》中的杨朱思想

在《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能见到杨朱基本观念的反映。《吕氏春秋》说：“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孟春纪·重己》）这段话说明了为什么应当轻物重生。即使失了天下，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再得，但是一旦死了，就永远不能再活。《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第十三章）这就是说，在为人处世中，贵重自己身体超过贵重天下的人，可以把天下给予他；爱他自己超过爱天下的人，可以将天下委托他。又如“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第四十四章）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庄子》的《养生主》里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也是沿着杨朱思想的路线走，先秦道家认为，这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的办法。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很坏，受到社会惩罚，显然不是全生的方法。但是一个人的行为若是太好，获得美名，这也不是全生的方法。《庄子》另一篇中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间世》）一个享有有才有用的美名的人，他的命运将会和桂树、漆树一样。

所以《庄子》里有一些话赞美无用之用。《人间世》篇中讲到一棵很大的栎社树，是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所以匠人不砍它。栎社树托梦对匠人说；“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这一篇最后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用是全生的方法。善于全生的人，一定不能多为恶，但是也一定不能多为善。他一定要生活在善恶之间。他力求无用，但是到头来，无用对于他有大用。

道家的发展

老子之后，道家思想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稷下学派的一批人物以社会政治为中心，欲将老子的思想与管子的思想予以贯通，从而使道家由形上追求转至形下操作，形成一套治国之道；而后者以庄周、杨子为代表，关切的是自我、自由与本真。属内在精神生命追求。

这一章所讲的是先秦道家哲学于后者发展的第一阶段。先秦道家哲学追求内在精神的发展，一共有三个主要阶段。属于杨朱的那些观念，代表第一阶段。《老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二阶段。《庄子》的大部分思想代表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我说《老子》、《庄子》的大部分思想，是因为在《老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三阶段的思想，在《庄子》里也有代表第一、第二阶段的思想。这两部书，像中国古代别的书一样，都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写的，它们实际上是道家著作、言论的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全生避害。为了全生避害，杨朱的方法是“避”。这也就是普通隐者的方法，他们逃离人世，遁迹山林，心想这样就可以避开人世的恶。可是人世间事情多么复杂，不论你隐藏得多么好，总是有些恶仍然无法避开。所以有些时候，“避”的方法还是不中用。《老子》的大部分思想表示出另一种企图，就是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事物变，但是事物变化的规律不变。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规律，并且遵循这些规律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他就能够使事物转向对他有利。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二阶段。

可是即使如此，也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不论自然界、社会界、事物的变化中总是有些没有预料到的因素。尽管小心翼翼。仍然有受害的可能。老子这才把话说穿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第十三章）这种大彻大悟之言，《庄子》有许多地方加以发挥，产生了齐生死、一物我的理论。它的意思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能够超越现实的世界。这也是“避”的一种形式；然而不是从社会到山林，而很像是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这是先秦道家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庄子》的《山木》篇有个故事，把这一切发展都表现出来了。故事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

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放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这个故事的前部分，表现的就是杨朱所实行的全生理论，后部分则是庄子的理论。这里所说的“材 ”，相当于前面引用的《养生主》所说的“为善”。“不材”，相当于“为恶”。“材与不材之间”，相当于“缘督以为经”。可是一个人如果不能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那么这一切方法没有哪一个能够绝对保证他不受伤害。不过，从更高的观点看事物，也就意味着取消自我。我们可以说，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只是后来的发展，使这种为我走向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引伸思想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

差不多与墨子同一时期，有一位叫杨朱的哲学家，反对墨子的“兼爱”，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

有一次，墨子的学生禽滑厘问杨朱道：“如果拔你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到好处，你干不干？”

“天下人的问题，决不是拔一根汗毛所能解决得了的!”

禽滑厘又说：“假使能的话，你愿意吗?”

杨朱默不作答。

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孟子就此对杨朱和墨子作了评论：“杨子主张的是u2018为我u2019，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u2018兼爱u2019，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

以上是 一毛不拔的出处，比喻非常吝啬自私。

约定俗成是语言特有的形态，不过我今此想提出些看法：

先肯定一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的这句话应该是消极、贬义的，不过此间包含的大智慧且问世间有几人能理解。无为而治、 逍遥游，都存在于理论上，而杨朱却有其实践，只是被世人不屑而已。

拔一毛？为何不拔？无意义的事情，拔来何用？这句话没有什么辨证关系，如果可以辨证得了，又何必让世间人烦恼，一切只有在生活中理解，有些人机缘巧合中明白了、大彻大悟了，而大智慧是没办法用文字记录下来，不是不想，而是表达不出。我想杨朱其人也存在着表达不出的痛苦。

杨子的“为我”，主张”贵生”“重已”，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同时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

试问：达到u2018为我u2019又何必u2018为他u2019，简直多此一举！

u2018为我u2019之大境界岂是那么好达到的，为此，一代大智者杨朱没落于群雄中...消弭、没落，在此等心境中说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可以很好的理解了。

再想想禽滑厘问杨朱，杨朱答，以杨的心境再体会一次他说出的话，是何等苦楚！

第二种解释，杨朱的不为，一毛不拔的思想有其更深刻的含义。试想，当时上有权贵，下有黎民，而杨朱等人亦不过是一黎民而已，拔黎民之毛而舍权贵之责，有一必有二，有二必有三。所以说杨朱的一毛不拔，并不是单纯的吝啬，而是督促统治者们尽到自己的义务。如果是真的吝啬，那有何必说出来，既然都一毛不拔了，那么连解释都不要了才好。杨朱此言论也有让黎民警醒之意。杨朱不答禽滑厘，实在有为苍生而苍生不知的苦闷。

《论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一些他称为“隐者”（《微子》）的“避世”（《宪问》）的人。这些隐者嘲笑孔子，认为孔子救世的努力都是徒劳。有一位隐者把孔子说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同上）。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次回答了这些攻击，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微子》）

早期道家和隐者

隐者正是这样的“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是败北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太坏了，不可救药。有一位隐者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论语·微子》）这些人大都离群索居，遁迹山林，道家可能就是出于这种人。

可是道家也不是普通的隐者，只图“避世”而“欲洁其身”，不想在理论上为自己的退隐行为辩护。道家是这样的人，他们退隐了。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他们的行为以意义。他们中间，最早的著名的代表人物看来是杨朱。

杨朱的生卒年代未详，但是一定生活在墨子（公元前约479一前约381年）与孟子（公元前约371一前约289年）之间。因为墨子从未提到他，而在孟子的时代他已经具有与墨家同等的影响。孟子本人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膝文公下》）《列子》是道家著作，其中有一篇题为《杨朱》。照传统的说法，它代表杨朱的哲学。但是现代的学者已经深深怀疑《列子》这部书的真实性，而且《杨朱》篇中的思想，大都与其他先秦的可信的资料所记载的杨朱思想不合。《杨朱》篇的主旨是极端的纵欲主义，而在其他的先秦著作中从来没有指责杨朱是纵欲主义的。杨朱的思想真相如何，可惜已经没有完整的记载了，只好从散见于别人著作的零星材料中细绎出来。

《孟子·滕文公》：“圣王不作，诸侯 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 圣人之徒也。” 　　《孟子·尽心》：“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庄子·应帝王》：“杨子居见老聃，曰u2018有人于此，响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u2019老聃曰：u2018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u2019杨子居窜然曰：u2018敢问明王之治。u2019老聃曰：u2018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u2019” 　　《庄子·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而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庄子·{月去}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庄子·天下》：“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鸠鸮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 　　《庄子·山木》：“杨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症状，其一人恶，恶者贵百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u2018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u2019杨子曰：u2018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u2019” 　　《庄子·徐无鬼》：“庄子曰：u2018然则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u2019惠子曰：u2018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u2019” 　　《庄子·寓言》：“杨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艺机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u2018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u2019杨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u2018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闻，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u2019老子曰：u2018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u2019杨子居蹴然变容曰：u2018敬闻命矣！u2019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荀子·王霸篇》：“杨朱哭衢涂曰：u2018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 　　《韩非子·显学篇》：“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 　　《韩非子·说林》：“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u2018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u2019杨子谓弟子曰：u2018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u2019u2018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击之u2019。杨朱曰：u2018子毋击也。子亦犹是。曩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u2019” 　　《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 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淮南子·氾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趍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 　　《淮南子·俶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 　　《说苑·政理》：“杨朱见梁王言：u2018治天下如运诸掌然。u2019梁王曰：u2018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以？u2019杨朱曰：u2018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鸮高飞不就污池，何也？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午，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u2019” 　　《说苑·权谋》：“杨子曰：u2018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u2019{亻业}子曰：u2018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u2019语曰：u2018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u2019” 　　《 扬子法言·五百》：“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 邹衍迂而不信”。

《列子·杨朱》篇有“杨朱曰：“古人之，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对此，贺麟先生认为：“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吕思勉先生在评价杨朱“不利天下，不取天下”时指出：“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现代学者们对杨朱合理的利己主义的同情理解，正与王弼在阐释《损》卦九二：“弗损，益之”时，所提出的“九二不损而务益，以中为志也”的中道说，是遥相呼应的，亦表明了人们对合理的利己主义的道德价值的认同。因为真正的或合理的利己主义，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会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亦虽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 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较近于道家，而勉强归入道家；或以其与《老子》思想并非完全一致，老子贵柔而杨朱贵己，且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二）、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三）、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后世道教推祖“老子”，视道家学派为“本家”，虽杨朱既属道家，但庄周斥杨朱；又且杨朱无著述传世，即使曾有著述，而《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早已亡佚，而后世道教又何得而与杨朱学说相联系？盖杨朱虽无著述流传，而《庄子》中之《缮性》、《让王》等篇，《吕氏春秋》中之《贵生》、《不二》、《执一》等篇，《淮南子》中《精神训》、《道应》、《诠言》、《氾论》等篇，以及《韩非子》、《说苑》、《法言》等古籍中均记述或发挥有“杨朱”思想，道教便是从这些古籍中吸取杨朱思想。主要表现在：（一）、道教以“贵生”为根本教义之一。 　　道教义理，首重“生”字，反复演说求生、好生、乐生、重生、贵生、养生、长生之道。可以说道教教义主不开这个“生”字，它是道教义理的中心。检阅道教围绕“生”讲的义理，在贵生的范围内与杨朱之言极为相似，几乎读道教谈“生”的经书，每每就会联想起杨朱之言。如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便强调重生、贵生：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太平经合校》卷四十） 　　“夫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为人。人者，凡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不复起行也。”（《太平经合校》卷九十） 　　“公乃生，生乃大”，“道大、天大、地大、生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生居其一焉”，“多知浮华，不知守道全身，寿尽辄穷；数数，非一也。不如学生”。（《老子想尔注》） 　　至晋代，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行世，此经明确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道教的首要教义，此经在明《正统道藏》中被尊为首经，比《道德经》的地位更为高出。南北朝以后所出经典，更多将“生”与“道”紧密联结，“修道”与“养生”相依相守，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如： 　　“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太上老君内观经》） 　　“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太平御览·道部·养生·太清真经》 　　“道人谋生，不谋于名”。（《妙真经》） 　　“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坐忘论序》） 　　“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集仙录》） 　　“夫所谓道者，是人所以得生之理，而所以养生致死之由。修道者是即此得生之理，保而还初，使之长其生”。（《天仙正理真论》） 　　道教的“贵生”教义，多所吸取杨朱思想，这是十分明显的。 　　（二）、“全性保真”是道教清修派的基本守则。 　　道教讲究养生，幻求长生，谈到己身之修炼，则处处不离“全性保真”，亦即所谓修“性命”。道教认为人之“性”有天赋之性与气质之性，“命”有形气之命与分定之命，“全性”所指的“性”腹是指天赋于人的纯真、善良、朴质之心性。《性命圭旨》说：“何谓之性？元始真如，一灵炯炯是也。”养性才能立命，性成始能命立。性之造化系乎心，性受心役，故“全性”即保全天赋纯真善良的心性。修道折基本途径就在于全先天之善性、保先天之真性。只有全性保真，才能长生。道教经典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说很多，如： 　　“孰观物我，何疏何亲？守道全生，为善保真。世愚役役，徒自苦辛。”（《太上老君内观经》） 　　“治生之道，慎其性分，因使抑引，随宜损益以渐，则各得适矣。”“夫养性者，欲使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而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不作，此养性之大经也。”（《黄帝中经》） 　　“道性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故即是海空。海空之空，无因无果。无因无果，故以破烦恼”。（《云笈七签》卷九十三《道性论》）“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夫道者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虚而无象”。（《坐忘论》） 　　“所谓安乐，皆从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诸法空，乃名安乐。”“夫一切六道四生业性，始有识神，皆悉淳善，唯一不杂，与道同体”。（《云笈七签》卷之九十五《仙籍语论要记》） 　　“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人生天地间各成其性。……夫明者伏其性以延命，暗者恣其欲以伤性。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所以营生以养其性，守神以善其命。”（《集仙箓》） 　　道教的全真派，尤以“全性保真”为其宗旨。虽言性命双修，而实以修性为主。“全真”之名，实际即源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金代王重阳创全真派，其《立教十五论》中第二条便要求“参寻性命”，第十条要求“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第十一条要求“修炼性命”。《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诀》中解释“性”说：“性者是元神”、“根者是性”等等。并说：“修者，真身之道；行者，是性命也。名为修行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见《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归根到底，所谓修行，就是全性保真，使真性不乱而长生久视。全真派经书中言“性命”极多，如： 　　“论炼性：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则琴可矣。又如铸剑，钢多则折，锡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真性者，体此二法，论超三界”（《重阳祖师论打坐》）。 　　“性定则情忘，形虚则气运，心死则神话，阳盛阳阴衰，此自然之理也”，“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可谓不出户而妙道得矣”（《丹阳修真语录》）。 　　“夫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以谦和为德，以卑退为行，以守分为功。久久积成，天光内发，真气冲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郝大通金丹诗与论》）。 　　“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钟吕传道集·论大道》）。 　　“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郝宗师道行碑》）。 　　“形依神，形不坏；神依性，神不灭；知性而尽性，尽性而至命。乃所谓虚空本体，无有尽时，天地有坏，这个不坏，而能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也”（《性命圭旨·性命说》）。 　　全真道的教义，在理论上实际上是阐发杨朱“全性保真”的思想。全真道虽曰“利人”，实则仍是“贵己”。如果说全真教义是杨朱思想之再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外物伤生，勿为物累。 　　杨朱思想以存我为贵，物可养生，故不可去物，而要享用之；但，虽不去物而不可有物，不可积聚物，“有”将累于“形”，外物伤生。道教亦倡说“虚其心”、“实其腹”，吃饱喝足就够了，不要有过多聚敛财富的欲望，那是有害于生的。道教与杨朱思想实质上是相同的。这种认为外物伤生，因而主张勿为物累的思想，在道书中多有反映。如： 　　“士能遗物，乃可议生。生本无邪，为物所婴，久久易志，志欲外，无能守以道为贵生”（《太平御览》卷六六八《道部·养生·黄老经》）。 　　“长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济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善摄生者也”（《太清真经》）。 　　“神在则人，神去则尸，盖由嗜欲乱心，不能忘色味之适。夫修其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集仙录》）。 　　“八音五色不至耽溺者，所以导心也。凡此之物，本以养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为患，故圣贤垂戒”（同上）。 　　道教贵“守和”，提倡“九守”，即守和、守神、守气、守仁、守简、守易、守清、守盈、守弱，所讲教义，主要便是不以外物而累形伤生。 　　“老君曰：轻天下即神无累，细万物而心不惑，齐死生即意不慑，同变化即明不眩。……无为即无累，无累之人，以天下为量。”（《云笈七签》卷九十一《九守·守仁第四》）。“老君曰：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比之身即贱。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蔽寒，适情辞余，不贪多积。……故知养生之和者，即不可悬以利；通乎外内之府者，不可诱以势。无外之外至大，无内之内至贵”（《守简第五》）。 　　“老君曰：古之道者，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弗欲而不拘，心有弗乐而不有，无益于情者不以累德，不便于性者不以滑和，纵身肆意，度制可以为天下仪。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馀天下而弗有，委万物而弗利，岂为贵贱贫富失其性命哉。若然，可谓能体道矣”（《守易第六》）。 　　著名道书《坐忘论》亦对这一教义有所阐发，说：“夫人之生也，必营于事物，事物称万，不独委于一人。巢林一枝，鸟见遗于丛苇；饮河满腹，兽不郄于洪波。外求诸物，内明诸己，己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任非当之事，事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毙于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于生无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馀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 　　道教斋戒殊多，其思想亦多源发于“不以物累形”，认为贪求外物则有害于生。（四）、制命在内，我命由我 　　道教认为外物伤生，人们过分追求名利声色，违反自然之性，便会由外物牵着鼻子走，由外物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够不去物、不有物，对外物需求适当，顺自然之性，不逆命，不贪求，不羡名，不要势，无求于外，对他人无所损害，自己亦无所畏惧，便能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叫做“制命在内”。道教炼养派自来主张“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以己身炼养来取得延命长生。如： 　　《西升经》曰：“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在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非效众人行善，非行仁义，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爱欲，万物即利来，常淡泊无为，大道归也。” 　　《太一帝君经》：“求道者使其心正，则天地不能违也。舍色累而不顾，避荣利而自远，甘寒苦以存思，乐静斋于隐垣，则学道之人，始可与言矣。” 　　《真诰》：“修于身，其德乃真。君子立身，道德为任，清净为师，太和为友，为玄为默，与道穷极，治于根本，求于未兆，为善者自赏，为恶者自刑，故不争无不胜，不言无不应。” 　　《秘要诀法》：“夫道与神，无为而气自化，无虑而物自成，入于品 之中，出于生死之表。故君子黜嗜欲，隳聪明，视无色，听无声，恬淡纯粹，体和神清，希夷亡身，乃合至真。所谓返我之宗，复与道同，与道同者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而况于人乎？”（《云笈七签》卷四十五）。 　　《元气论》：“仙经云：u2018我命在我u2019。保精受气，寿无极也。又云：u2018无劳尔形，无摇尔精u2019。归我精默。可以长生。生命之根本决在此道。” 　　《悟真篇》：“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道教吸取了杨朱思想，这是事实，但由于儒家斥杨朱，孟子骂杨朱为“禽兽”。故千载以下，使杨朱在社会上名声极坏，实际上那只是儒家的偏激之见；但这便使得道教对杨朱素少直接宣扬，以避攻击。而实际上杨朱思想已被道教吸融于其教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