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 成名之作

黄仁宇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后来陶希圣先生很欣赏这本书，就在其主持的食货出版社印行台湾版，并为之写读后记附于书后。自此黄仁宇在台湾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学者，经常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并集结成多本专书，销路都不错，可谓史学界之异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黄仁宇的论着多有大的历史架构，以个人人生经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亲身经历对日抗战而体会到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问题，以及在美国生活多年对西方文明的认知与反思）对照历史记载，发展出一套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不拘泥于现代论文的写作格式，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历史似小说般的呈现，故较能吸引广大的阅读群。他主张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常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何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中国何以不能变农业社会为商业社会？中国的行政何以不能像西方那样理性化？而他以“潜水艇三明治”形容传统中国—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广大农民，此种说法脍炙人口，常为人津津乐道。

黄仁宇的后半生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至逝世前仍持续有新作发表。尤其在他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后，作品数量甚多，包括学术专着和报刊论文，大多数是在台湾出版，俨然成为专业的畅销作家。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着，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2000年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寓所，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当时和时隔一年的最近，《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都举办研讨会等纪念活动，可见其作品对史学界和一般民众已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黄仁宇 - 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大历史观对于英美微观剖析历史方法的一种反动。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短暂生涯的探究和历史事件的孤立的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例如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黄仁宇主张历史从不应该是批判善恶的历史），他与李约瑟称这主张为技术辩证，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macro-history）的理论表明，时代走向这种现状，是由无数社会、物质上各条件所堆积起来的，历史舞台上那个“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我们熟知的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了舞台，坐上了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这在其作《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表现无遗，谓中国版图架构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所谓“大历史”，历史学上的解释，大致上是把历史演变放置在一个总体性的坐标上，观察其流向，而偶然性事件则相对忽略；哲学上的解释，大致上是相信存在着“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由于“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黑格尔)，所以惟有大视野才能见到大历史；在经济学方面解释，则是黄仁宇的自家体会：整个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钱怎么来、怎么用等等。而“大历史”的总体含义，无非是说，历史的演变是有原因的，而历史的整体意志，并非个人可以完全掌控的。[1]

有学者将“大历史观”归纳为两种切入历史的取径：一种系以宏观历史之思，从历史的纵横总体联系上把握微观的历史研究对象，即“把握”是宏观的，研究仍是微观的。另一种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黄仁宇的研究显系后者。在黄仁宇“大历史”的范畴内，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是主要的，对其他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甚至每个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都认作次要。对此，他解释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尤其对于学习历史的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历史应当或不应当如何展开，因为它一经展开就具有客观性和不可逆转性，无须人们从主观上加以想象或构造，人们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历史何以如是展开。以“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学习方法。那么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凡有一件重要事件的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就取得它在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存在就一定合理么?这是否又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套路?对此，黄仁宇的解答是：“大历史着重大众的集体智慧、勇敢和道德，……目的是勾画一个历史的大纲，着重东西的汇合。”其实“大历史”强调用较长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新的视角，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掌握和运用。就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一样，它们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究其一点而不及其他。 

黄仁宇“大历史”还有突出一点即是强调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影响。在其《中国大历史》中指出：“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又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也因此造成了“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民连亘了两千多年的斗争记录”。我们在说他们是安定生活的迫害者时也应当看到他们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受害者。这些都是在“大历史”视野下研究长期历史因果关系的典范。至于“十五英寸的同雨量线”，“数目字管理”，“潜水艇夹面包型的社会结构”等新名词以及他对某些历史现象的重新定位和解释，则为我们在“大历史”下如何研究提供了借鉴。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空气。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只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也有其侧重和局限，只有恰当驾驭这一工具方能促进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黄仁宇 - 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