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4月6日伟烈亚力出生于伦敦， 曾先后在苏格兰德拉姆利希村（Drumlithie） 、金卡丁郡（Kincardineshire） 和伦敦切尔西区（Chelsea）的学校就学。

伟烈亚力后来在伦敦跟随一位木匠当学徒，在这期间，他从一本用拉丁文刊行的汉语文法书自修拉丁文。在掌握拉丁文之后，他又进一步学习汉语，颇有成效。伟烈亚力还通晓满文、蒙文。

1846年理雅各因伟烈亚力通晓汉语，派遣他前往上海协助麦都思管理伦敦传道会设于上海的印刷局墨海书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翻译《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1857年伟烈亚力创办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丛谈》，自任主编。同年10月16日，伟烈亚力、裨治文、艾约瑟等传教士发起成立上海文理学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任主席，伟烈亚力任秘书。1858年7月20日改名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1858年伟烈亚力随额尔金勋爵同去长江考察，并到武昌会见清朝官员；年底作为额尔金勋爵派出的三人代表团成员（还有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到南京会见太平天国官员。 1868年伟烈亚力与英国伦敦会驻中国华中区传教士杨格非一同考察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伟烈亚力撰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行程记》报告考察结果，发表于《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简报》。从1863年开始，伟烈亚力成为英国慈善机构圣经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代理人。 186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出版《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 一书，对于自19世纪初以来，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作了总结，这是一本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历史的重要文献。伟烈亚力撰写过一篇关于西安府景教碑的文章：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i Ngan Fu。伟烈亚力在中国30年，前后共推销一百万部新约圣经。

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结识王韬、李善兰等中国学者。他们在墨海书馆工余之暇，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有一次，王韬、伟烈亚力和李善兰三人在一起讨论问题，王韬问道：“西方自古以来有多少位天文学家？”伟烈亚力取出一本英国天文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1849年所著的《天文浅说》，并开始一边口述内容一边比划，王韬随即在一边用毛笔记录；伟烈亚力用十天功夫讲完全书，王韬将所得记录整理成书，交由墨海书馆出版，名为《西国天学源流》。伟烈亚力和王韬共同翻译过介绍英国东印度公司历史的《华英通商事略》，和介绍力学知识《重学图说》。伟烈亚力又和李善兰合作，将利玛窦徐光启在二百多年前翻译了一半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继续翻译出来，成为续几何原本。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书籍还包括《数学启蒙》、《代数学》、和根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数学教授伊莱亚斯·罗密士原著翻译的《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二书，第一次将解析数学引入中国，不但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还经日本数学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 伟烈亚力不但对西学东渐作出重要的贡献，他在东学西渐方面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没，是公认的汉学家。伟烈亚力热心中国文化，收罗大量中文古典文献，有近二万种。他在1867年在上海出版的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献录》），介绍了二千多部包括古典文学、数学、医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中国古典文献，至今仍无人企及。
  • 伟烈亚力最为西方学者推崇的著作，是他1852年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前身），发表的论文：《中国数学科学札记》（Jottings on the Sciences of Chinese Mathematics）。伟烈亚力在文中详述《通鉴纲目》、《书经》、《周髀》、《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数术记遗》、《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 《周髀算经》、《五经算术》、《张丘建算经》、《缉古算经》、《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乘除通变本末》、《弧矢算术》、《测圆海镜》等中国古代典籍和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熟悉西方数学的发展史，能对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进行比较，他指出秦九韶作于1240年的《数书九章》已经运用十进制和零，指出《数书九章》中的“玲珑开方”法领先于英国数学家威廉·乔治·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于1819年发表的解高次代数方程的方法。伟烈亚力此文深受欧洲学者推崇，1856年有学者将之翻译成德文，1862年有法译本。一百五十多年后，时至今日，研究中国数学史的书籍，仍然引用伟烈亚力《中国数学科学札记》，足见伟氏此篇论文的确是中国数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个里程碑。

    藏书

    伟烈亚力在华期间，收集的汉文藏书约有二万种，其中一千余种在1869年售与亚洲文会，其余在1882年售与牛津大学图书馆。“伟氏藏书”（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 }是牛津大学图书馆博德利书库的一批重要的馆藏。伟氏藏书中有不少善本如《钱塘梦》、《园林午梦》、《围棋闯局》、《新契梨园摘锦乐府菁华》、《新刻荔镜奇逢集》、《荔镜记戏文》等。

    

    学术生涯

    1　墨海书馆时期(1847～1860)　　1847年4月6日，伟烈亚力与伦敦会另外两位牧师慕维廉(W.Muirhead, 1822～1900)、邵思韦(B.Southwell,1822～1849)一道从伦敦出发，经过4个多月的航行，于同年8月26日抵达上海［3～5］。他的工作是经营伦敦会设在上海的印刷所——墨海书馆。伟烈亚力为自己能成为传教士而高兴，他以极大的兴趣憧憬着未来。　　来到中国后，伟烈亚力开始努力掌握汉语，不久，他向巴夏礼(H.Parkes, 1828～1885)学习满语，翌年又与艾约瑟(J.Edkins,1823～1905)一道学习蒙古语［6］。白天，墨海书馆的印刷工作极为繁忙，但清晨和夜晚，他往往都是在学习中度过的。他精力充沛，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6小时。他又有惊人的记忆力，在墨海书馆时期，所学语言还有法语、德语、俄语、希腊语、维吾尔语和梵语。　　1848年6月，理雅各(J.Legge,1817～1890)夫妇、艾约瑟以及女教士汉荪(M.Hanson，?～1849)、伊文斯(后来成了慕维廉妻子)同抵香港［7］，后3人于9月2日来到上海［8］。汉荪小姐幼年父母双亡，曾被托付给一位牧师监护［9］。1838年去非洲在霍屯督族中传教，1845年因战争回国后，与伟烈亚力相识。来沪不久，她与伟烈亚力喜结秦晋之好，翌年不幸因难产而撒手人寰，抛下一女婴。悲痛的伟烈亚力此后一直独身，1853年，他把女儿玛丽送回英国［2］。　　伟烈亚力深知经典著作对中国人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除了学习语言，他开始研读四书五经，并为研究之便，对五经作全文英译，但他觉得这些译文并不成熟，因而未将其出版［10］。逐渐地，他开始广泛阅读中国乃至东亚历史、地理、科学、宗教、哲学和艺术等方面的书籍。他嗜好购书，尤好访古旧书店，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藏书丰富的中文图书馆。后来的《教会新报》称：　　“先生平素不独重外国书籍，而以中国书为至宝。西藏佛碑、回教经轴、满文诸集、五典三坟，无不俱备。”［11］　　1851年，伟烈亚力在中国文献研究方面崭露头角，自12月至翌年2月间，陆续在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上发表长文《徐光启行略》［12］，显然，他对《几何原本》翻译者利玛窦(M.Ricci,1552～1610)的合作者、天主教徒徐光启(1562～1633)的生平产生了浓厚兴趣。《北华捷报》评论说：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一些通讯员已把注意力转向本地的人物传记。如果勤奋地查阅该地区的史籍，那么无疑会有许多有关历史名人的有趣论文投给我们。在更为热心地从事特别研究之后，这样的论文对于我们的许多汉学家来说将会是一种舒适的消遣。”［13］　　1852年6月，开始与新结识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8月起，以“0”为笔名，陆续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他研究中国数学史的著名论文《中国数学科学札记》［14］。《北华捷报》在刊完该文的最后一部分时评论说：　　“本周我们刊出u20180u2019的关于中国数学的最后一篇论文。0这个符号在一篇数学论文里一般说来起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因而它自然是个很贴切的署名。虽然，就其自身而言，它体现不出作者有多大的功绩，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查阅本报其他号的论文，它们将显示出我们的通讯员灯下刻苦钻研的重要价值。如果他继续投给本报有价值的文章，那么他在科学与文献领域的辛勤耕耘对于公众的价值还将大大增加。”［15］由此可见，此时的伟烈亚力已经因刻苦钻研中国科学史和中国文献而出名。　　1853年6月间，在墨海书馆工作闲暇，伟烈亚力和慕维廉一道装扮成中国人，由水路离开上海到常州、无锡和苏州布道，并散发《圣经》。在苏州城中心对上千人布道后被人尾随，最后被捕。当时，镇江已被太平军占领，因此他们被怀疑是太平军派来的奸细。慕维廉挨了打，伟烈亚力的假辫子被拉脱。当地官员反复审问，在确信他们不是奸细后于当夜释放他们回船，但警告他们不得再去苏州［5，16］。9月起，伟烈亚力陆续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中国的秘密会社》［17］，对三合会等作了描述，对其若干印章作了研究。又发表了一些清政府地方官员和太平天国军事首领文告的译文［18］。这一年，他出版了用中文写成的数学入门课本《数学启蒙》，作为计划中的系列数学教科书的第一本。　　同时，中国金石文字研究课题摆到了他面前。发现于明天启五年(一说天启三年)、证明基督教于公元7世纪即已流传中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曾引起国外学者极大的兴趣。自从1636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基歇尔(Kircher,1602～1680)第一次使西方知道中国的景教碑之后，西方学者中一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是真实的，另一种则认为它是耶稣会士伪造的。到了19世纪，伪造说占了上风。1852年10月14日，耶鲁大学阿拉伯文和梵文教授萨尔斯伯里(E.E. Salisbury,1814～1901)在美国东方学会宣读题为《关于所谓的西安府景教碑的真实性问题》的论文，文中考察了西方不同学者的相关论述，分析了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Rémusat,1788～1832)和德国汉学家牛曼(Neumann,1793～1870)正反两种观点的论据，介绍了景教碑的发现经过以及碑文的内容。在论文最后，他呼吁对景教碑作进一步研究，以便最终确定它的真伪［19］。翌年，重返中国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将萨氏的论文交给伟烈亚力，希望他能对景教碑作进一步研究。伟烈亚力对此深感兴趣，即着手研究。1854年10月至翌年12月间，他在《北华捷报》上陆续发表著名论文《西安府的景教碑》［20］。该文英译了碑文，引用大量的中国文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景教碑的真实性，彻底反驳了景教碑伪造论，成了后来景教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1856年3月，裨治文将此文寄给了萨尔斯伯里。美国东方学会在重刊此文时评论道：　　“此文对于我们了解这一课题是一个极有价值和饶有趣味的贡献。它十分彻底地并以丰富的知识讨论了碑的真实性(可以通过研究碑上的文字及内容得出)的证据，使其昭然若揭。我们觉得，除了重刊全文以外，没有别的途径可以为那些对此课题感兴趣的人提供更大的帮助了……知识界将感谢伟烈亚力为终止人们对此文献长期持有的怀疑所提供的出色帮助。我们相信，知识界亦将感谢我们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研究成果。”［21］　　1854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城内一座孔庙里发现一块刻有蒙古文和汉文的石碑，他拓印一部分碑文，对其作了研究［22］。他的论文在香港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上宣读。所拓部分碑文后由包令(J.Bowring,1792～1872)送往伦敦皇家亚洲学会［23］。12月的一个深夜，伟烈亚力陪同英国传教医生雒魏林(W.Lockhart,1811～1896)穿过法军岗哨，进入上海县城，劝说小刀会首领投降，但未如愿［24］。　　1855年，伟烈亚力出版满文文法著作《清文启蒙》的英译。在前言里，他给出了满文著作的目录。他还把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J.M.Amiot,1718～1793)的法文《满语语法》(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译成英文,但没有出版。伟烈亚力一生中对满文颇多研究，后来他撰有《关于满族及其文字起源之探讨》［25］，还打算编一本满文文集，可惜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0］。　　1856年，《几何原本》译成。此时，伟烈亚力和李善兰所合作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翻译工作也在进行之中。翌年2月，伟烈亚力创办中文期刊《六合丛谈》，陆续发表他与王韬合译的《西国天学源流》、《华英通商事略》和《重学浅说》；又发表自撰的《造表新法》一文，从八线和对数两方面介绍中国新近出版的数学著作，此文经扩充又发表在《北华捷报》上［27］。《六合丛谈》共出15期，翌年3月停刊。日本人重印了除宗教以外的内容，并为它的停刊感到惋惜［28］。　　1857年，伟烈亚力为伦敦会图书馆编写了目录。这年9月24日，在上海举行了由18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文学与科学学会”。会上，裨治文被推选为学会主席。10月16日召开第二次会议，裨治文作就职演说。亚洲文会的创建是伟烈亚力和艾约瑟在一次共进早餐时提出来的，伟烈亚力是创始人之一［29～31］。伟烈亚力因不在上海而未参加前两次会议，但在11月17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会员，并向会议提交了描述清朝钱币的论文［32］。该文对232种清朝钱币作了描述，纠正了西人的错误看法。　　1858年，伟烈亚力撰《石棉在中国》［37］一文，在亚洲文会3月16日召开的例会上宣读。该文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史籍，证明“火浣布”在中国早已有之。在4月份的例会上，伟烈亚力担任了学会的临时通信秘书。约在此时，伟烈亚力又对女真古铭文作了研究［38］。　　早在1854年，英国一位名叫詹姆斯(J. A. James)的牧师看到太平天国的宗教性质十分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于是建议大英圣书公会募集资金，印刷100万册中文《圣经》向中国发行。资金很快募得，墨海书馆增添了新的印刷机，开始大量印刷《圣经》。然而大规模战争很快阻碍了发行工作，到了1858年，《圣经》库存开始积压［39］，墨海书馆被迫停止《圣经》的印刷。另一方面，由于《天津条约》的签定导致了中国更多地区的开放，因此需要有人专门从事《圣经》的发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英圣书公会决定委任伟烈亚力为代理人(伟烈亚力的薪水一直是该会支付的)，负责其在华事务，先试用一年。　　1858年11月7日，英公使额尔金(Elgin,1811～1863)率舰队沿长江去汉口申画通商界址，伟烈亚力随行，他还让钱莲溪同去［33］。中途，伟烈亚力在安徽繁昌旧县镇(今新港镇)停留了3周时间。他登山涉水，走访了旧县附近的很多地区，考察了各处的植被、水利、农业、战时清军、太平军以及当地农民的情况。他描述旧县周围的秋景：“山谷间长着成排的乌臼，果子成熟，叶子染红，构成了极为美丽的风景画。”［40］虽然，他看到更多的是战争带来的荒凉。12月20日，所乘之舰返航，次日抵芜湖，他和钱莲溪登岸入城。在那里，他收集了太平天国发行的部分书籍。当时外国人普遍认为太平天国的安息日与西方并不一样。为此，他考察了太平天国1853、1854和1858年3年的历书，发现他们的安息日与西方的相合，干支和二十八宿也正确不误，只是在二十四节气上存在误差［40］。这次长江之行，伟烈亚力证明自己完全胜任大英圣书公会的新职。　　1859年是伟烈亚力学术上硕果累累的一年。由他和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代数学》和《谈天》相继出版，前两书标志着符号代数学和微积分传入中国，是中国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篇章。伟烈亚力一生众多著述中，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最大是天文学和数学译著。后来《教会新报》转载《香港新报》的文章称：　　“英国伟烈亚力先生，当今之畸人硕士也。精于畴人家，著作等身，风行海内。海内之谈天算学者皆仰之……”［41］　　这一年伟烈亚力还编写了满文和汉文的马太和马可福音书，名为《吾主耶稣基督新遗诏书》；又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指南针在中国》［42］一文，引用中国文献证明至迟在公元8世纪初中国人已有磁偏角知识。另外，由于艾约瑟于上一年回国，伟烈亚力接替他编写了这一年以及下一年的《中西通书》。约在此时，伟烈亚力还和李善兰合译了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一部分［43，44］。　　1860年2月，太平军攻破杭州，旋退。5月间，伟烈亚力与另外几个传教士去了杭州。但见10座城门关了6座；城内外四处是兵燹后的废墟；古玩店和百货店都关了门；昔日僧人数百、香火旺盛的昭庆寺已是颓垣残壁、冷冷清清；临湖一些著名寺庙中的佛像被毁；全城死者据报道达5～7万，其中很多是自尽的［45］。5月30日回上海，与墨海书馆的同事们描述了在杭州的所见所闻［33］。这年8月间，伟烈亚力又与别的传教士一道去了长江沿岸的乡间，觉得起义军尚未显示出治理占领区的能力［46］。不久，伟烈亚力决定回英国，他将自己的中文图书馆转让给了亚洲文会。

    2　第二次来华(1863～1869)　　1860年11月，伟烈亚力离开上海回英国。回国后，他正式转入大英圣书公会。这期间，他收集了大量西人论中国的书籍，并撰写了关于蒙古铭文以及在华犹太人的论文，前者于1862年被译为法文发表［48］，后者则于1863年发表于伦敦《实事求是》(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杂志的创刊号上［49］。该杂志的宗旨是介绍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科学、艺术和历史，伟烈亚力是其赞助人之一。由此可见伟烈亚力对于向西方介绍中国之举的热心支持。　　1863年9月，伟烈亚力作为大英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第二次告别家乡，踏上通往遥远东方的漫漫征途。这次他选择了陆路，由伦敦出发，经法国、比利时、德国、俄国、蒙古，越中国的长城，最后到达北京，历时68天［50］。北京的艾约瑟还去蒙古迎接伟烈亚力，可惜早去了两个星期，没接到人。他在张家口留言(伟烈亚力后来并未见到)，告诉伟烈亚力过居庸关时留意一下拱门上的铭文［36］。其实，伟烈亚力早在1858年就在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里知道居庸关拱门上有含6种文字的佛教铭文，心向往之。这次来到这里，当然不会放过机会。铭文在拱门两侧，其中梵文和藏文是横刻的，在最上面；蒙古文、维吾尔文、女真文和汉文则是竖刻的。由于当时条件不好，伟烈亚力只能在拱门西侧拓印一部分，回沪后在1864年5月6日亚洲文会月会上展出。伟烈亚力又撰文对此铭文作了说明［51］。　　作为大英圣书公会在华代理人，伟烈亚力第二次来华后，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圣经》仓库，他还经常走访已建有差会的各港口，并到内地发行《圣经》。他创用低价出售的方法，因为他发现这比免费散发效果更好。他为此到过18省中的15个［52］。1864年8月，他去了湖北，作了数月的旅行。　　1866年4月，伟烈亚力向亚洲文会赠送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珍贵书籍以及15部有关1830～1832年间东印度公司事务的书［53］。9月，发生月食。由于他对中国科学史深有研究，月食后没几天，亚洲文会的一位会员向他提出如下问题：“中国人对于日月食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看法?他们记录了多少?”当时，伟烈亚力正准备离沪西行，于是匆匆回信阐述自己的看法［54］。此信后来在10月13日的亚洲文会例会上宣读，又略经改动发表在会刊上。伟烈亚力认为，决不能以一般未受教育的大众作为标准来评价一个民族在日月食方面的成就，中国人对日月食的记录约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开始，且除了非常时期以外一直持续至今。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熟知墨冬周(“章”)和卡利普斯周(“”)的民族(远比墨冬和卡利普斯早)，他们还能对月食作出预测［55］。伟烈亚力感到，渴望学习科学知识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因此他在信中还建议亚洲文会多赞助出版标准科学著作，并创办一本介绍各门科学概貌及所有新发现的年刊。10月，伟烈亚力离沪，在中国西部和北部作了长达7个月的旅行，一方面完成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从事他的汉学研究。1867年春，他二度去居庸关，将佛教铭文中竖刻的4种全部拓印下来，可惜横刻的梵、藏文太高，够不着。后来艾约瑟设法将其拓印，并让一中国人摹写了一份送给他［36］。伟烈亚力因此得以对东侧铭文作全面研究。他在创刊不久的《教务杂志》上发表这次长途旅行的见闻，其中有对武当山的描述［57］。　　1867年5月，有人在《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撰文，针对伟烈亚力关于中国人对日月食看法的观点提出质疑［58］，刚回沪的伟烈亚力知道后对此作了解释［54］，不久发表《中国典籍中的日月食记录》［59］，从各种中国史料中收集出925次日食和574次月食记录，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中日释疑》创刊于1867年，伟烈亚力回沪后才看到。针对该杂志上刊登的一些疑难问题，他撰文分别作了解释［60～63］。　　这一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出版《中国文献解题》［47］和《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64］。《中国文献解题》按照《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基础，对两千多部中国著作作了题解。这是他在欧洲最为出名的著作，俄国汉学家贝勒(E.Bretschneider,1833～1901)认为它“无疑是西人论中国的科学出版物中最重要者之一”［65］。贝勒在研究中国植物学时就参照过此书［66］。实际上，对于所有汉学研究者来说，此书是“一般中国文献的唯一指南”［10］。90多年后，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Needham,1900～1995)仍称它是“研究中国文献的最好的英文入门书”［67］。《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收录了338位新教传教士的简历及所出版的书目，《教务杂志》称它是“一部珍贵的著作”，它的作者是“热爱工作、不知疲倦的人”［68］。　　这年冬，伟烈亚力与中国学者徐寿(1818～1884)合译《汽机发轫》，于翌年2月译成，1871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这是制造局中最早翻译的与轮船制造相关的西书，“翻译馆友”称：　　“同治七年春，上海制造局……延中西之士专译西人格致之学，维此学之兴于西国，乃制器之纲领。而本局之制器则以轮船为先务，故首译《汽机发轫》(伟烈亚力口译)，以明汽机之致用……”［71］后来他还在制造局翻译馆译《分光求原》一书，但只完成了原书的四分之一左右，未出版［69］。　　1868年2月，伟烈亚力撰文论述了《圣经》在中国翻译与发行的历史［72］，该文于4月在上海的传教士季度大会上被宣读，后发表于《教务杂志》。3月，伟烈亚力去了汉口。4月3日，由杨格非(G.John,1831～1912)牧师陪同，带着所雇用的《圣经》推销员以及多箱《圣经》，从汉口出发，乘舟溯长江而上。一月后抵宜昌，易舟继续前进，到叙州府后改沿岷江而行，7月22日抵成都。停留数日后，又从成都出发，穿越四川和陕西广袤的乡间地区，最后沿汉水回到汉口。这次旅行长达5个月之久，行程近9000里［73］。在长江和岷江，一个又一个的险滩、暗礁和旋涡使旅途险象环生，有两次船在旋涡中打转，几乎倾覆。然而伟烈亚力丝毫没有被吓倒，沿途他以极大的热情对两岸城镇、山川河流、自然景观、文化古迹、风俗传说等作了大量的考察和记录。他对成都的印象很深，认为它是自己见过的最好的中国城市，虽然当时那里正流行霍乱。他还发现马可.波罗对成都府的描述与自己所见是一致的［35，73］。伟烈亚力的这次旅行引起传教士们的极大关注，在上海，人们一度讹传他在途中受到中国人的驱逐和迫害，《教会新报》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刊登消息说(文献［3］首先引用)：　　“伟烈先生，大英人也。自今年正月动身至汉口，与大英杨教师周游中国十八省宣道。分而至各处，有纯善接待之区，有狼毒残害之境，大受窘逐。惟照主之道理忍耐，任受劳苦，于二十三日又回上海，与上海会中人见之，不胜喜跃矣。”［74］对此，伟烈亚力回上海后澄清了事实，他说：“吾由蜀至楚北，方知有此讹传，可见主之恩佑莫大也。而人以讹闻登诸《新报》，亦众友之爱念心切，感荷之至。”［11］他在游记中写道：　　“我觉得他们(成都人)对我们惊人地友好，我想不起在与他们交往期间发生过任何相冒犯之事。实际上，自从我们进入四川以来，一路上几乎都是这样……我们自由而公开地以西人的身份与人们交往，并被他们接受，而没有遇到任何聚众示威之事。我相信，我们此行将加强以前或许业已存在的对于外国人的有利倾向。”［73］在翌年3月1日的亚洲文会例会上，伟烈亚力对这次旅行作了介绍，其中对四川境内蛮子洞的描述，尤令与会者感兴趣。自湖北回上海后，又撰《古今才士汇录》一卷［75］。　　这一年早些时候，伟烈亚力作出回国决定。亚洲文会理事会决定购买他的私人图书馆，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安排具体事宜。伟烈亚力第二次来华后，在多年学术研究生涯中，又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中西文书籍，许多都是珍本。伟烈亚力颇为自己的新图书馆自豪。他的亚洲文会同事、好友考狄(H.Cordier,1849～1925)认为，在华西人中，只有威妥玛(T.F.Wade,1818～1895)的藏书量能够超过它［10］。亚洲文会的决定得到广泛的支持。《北华捷报》评论说：　　“该会十分幸运(或至少即将如此)地获得伟烈亚力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多年收集的结果，所藏西人论中国的书籍以及中文书籍的译本或许是最为完全的。伟烈亚力行将返英，我们因此得以获此恩惠。但遗憾的是，他不可能再回来了。从公众的角度来讲，象伟烈先生这样一位博大精深的汉学家退出他那长期的、有价值的、满是收获的和已臻成熟的劳动的舞台，是一件不幸的事。然而，如果不尽全力把他的经过如此耐心收集、有关西人论中国方面文献如此详尽的图书馆留在上海而让它搬走的话，那就会是双重的不幸。不可能会有谁再去费力收集成这样一个有关中国和中国人著作的完备的图书馆，即使容易得到这些著作。而实际上许多珍本已不可再得，因此眼前这一收藏具有极高的价值。亚洲文会同意以伟烈亚力所提出的低价购买该图书馆，乃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76］　　1869年，伟烈亚力被选为亚洲文会荣誉会员(这一职位一直保持到1885年)。4月，亚洲文会募集到资金，完成了购馆工作。该馆成了亚洲文会图书馆的核心部分。3年后，任该馆馆长的考狄按宗教、科学与艺术、文学、历史和期刊5大类为其编写了目录［77］。后来考狄编著《西人论中国书目》，即是以伟烈亚力的图书为基础的［10］。伟烈亚力于4月21日起程。行前，亚洲文会曾授权他返欧后，全权代表该会，从事任何旨在促进该会目标的工作［78］。伟烈亚力这次回国，人们都认为他不可能再来中国了［79］，因此一些中国朋友如钱莲溪、张雨樵等都赋诗相赠。钱莲溪的赠诗写道：

    “同是西来担道人，心持新诫独全真。追随不觉和风化，四座常教万物春。讲帷不下课三余，探索精微著异书。除却利汤诸子外，天文数学问谁如!览胜山川浪迹游，皇初碑记好穷搜。我华多少才名佚，端赖先生笔底留。三才妙理一胸罗，著述刊传卷帙多。微独洛阳矜纸贵，西方无处不揣摩。拆节相交貌蔼然，情关劝勉不胜怜。时将清俸分河润，道体原来和爱先。骊歌唱罢黯销魂，分袂难堪老学生。惟赖主名晨夕祷，只求万福荫长行。”［75］

    伟烈亚力是个十分谦逊、淡泊的人，他力阻将赠诗登报。《教会新报》描述了他登舟待发时岸上送别者的心情：“浦江舟次，送别行踪，真u2018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u2019无二也。”［11］。所乘之舟由福州、厦门、汕头、香港等地绕中国沿海而行，所到之处，与各地传教士们话别。伟烈亚力到香港时，还将李善兰几天前记在他(伟烈亚力)的笔记本上的一种判别素数的方法译成英文投到《中日释疑》上发表［3］。

    3　第三次来华(1870～1877)　　出人意料的是，伟烈亚力并未从此告别中国。对基督的无比虔诚和对于中国的深厚情感使他于1870年12月重新踏上这片他生活了20年的熟悉土地。这次他乘轮船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来到香港，还雇用了两名年轻的德国人分别去广州和福州帮他发行《圣经》并监督中国的推销员［81］。　　不久，他从香港去厦门，参加12月22日举行的大英圣书公会厦门英国新教传教士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旨在保护《圣经》委办译本经文纯正性并为将来的修订收集和筛选材料的委员会，伟烈亚力和委办译本唯一健在的译者施敦力(J.Stronach,1810～1888)被确定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其余7位成员则由大英圣书公会各地委员会以及美国圣书公会各地使用委办译本的委员会推选，最后由伟烈亚力来确定和宣布。会议规定该委员会成员收到任何人在《圣经》新近版本中发现的印刷错误后必须呈交给伟烈亚力［81］。　　1871年，伟烈亚力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论中国的安息日知识》［82］，探讨安息日在中国的起源问题；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居庸关古代佛教铭文》［36］。11月，伟烈亚力来到北京。16日，参加了在艾约瑟居所举行的学术座谈会，到会的还有包尔腾(J.S.Burdon,1826～1907)、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柏卓安(J.M.Brown,1842～1926)、卜世礼(S.W.Bushell,1844～1908)等，包尔腾主持会议。伟烈亚力在会上提出了在北京创建一家中文报纸或杂志以及采用别的方法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知识的可行性问题。与会者一致赞成他的这一计划。在丁韪良的提议以及伟烈亚力的支持下，包尔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实现该计划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委员会成员有：艾约瑟、丁韪良、柏卓安、卜世礼、包尔腾和伟烈亚力，其中伟烈亚力是唯一不住在北京的成员。一个星期后，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艾约瑟被选为主席，卜世礼为秘书。会议正式决定成立一个协会，称作“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83］，并决定出版月刊。鉴于英国“实用知识传播会”出版的刊物《便士杂志》(Penny Magazine)等对提高公众文化素质的贡献，人们对这一月刊——中国的《便士杂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它能成为物质和精神进步的先锋［84］。翌年8月，月刊的第一号在京出版，刊名为《中西闻见录》。　　1872年1月11日，亚洲文会在圆明园路新建了大楼，在这年的第一次会议上，伟烈亚力被选为文会副主席，并一直担任此职到1876年。任副主席后，伟烈亚力担任了该会会刊的大量编辑工作。这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J. Doolittle,1824～1880)在福州编写《英华萃林韵府》，伟烈亚力为其撰写了英汉力学和汽机词汇表［85］、英汉数学和天文学词汇表［86］以及恒星表［87］。该书“中国钱币”的清代部分也取材于他1857年所写的文章。这一年，他还作了从汕头到厦门的陆路旅行［88］。　　6月12日，伟烈亚力在亚洲文会例会上宣读英国传教士慕稼谷(G.E.Moule, 1828～1912)的一篇介绍《几何原本》曾国藩、徐光启和利玛窦序的论文［89］，宣读论文之前，他向与会者介绍了利玛窦和徐光启［90］，之后，又介绍了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91］。　　1873年，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委任伟烈亚力为该会在上海的代理人。作为该会创始人之一，伟烈亚力对此尽心尽力。在《中西闻见录》创刊一周年之际，他为这本杂志作了一则广告，向各地传发，旨在增加它的发行量。广告中，他阐述了该刊的目的：激发中国人对健康世俗知识的愿望，为他们之间自由的思想交流提供媒介，并向他们介绍西方国家的各门学科［92］。他希望《中西闻见录》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上海晚邮》称：“光伟烈亚力这个名字就是一封有说服力的推荐书。”［93］　　这一年，亚洲文会失去了两位荣誉会员，一位是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 Julien,1797～1873)，另一位是英国传教医生合信(B.Hobson,1816～1873)。伟烈亚力在4月8日的例会上讲话，对他们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他还编写了前者的著作目录［94］。不久，又编写了法国另一位著名汉学家鲍狄埃(G.Pauthier,1801～1873)的著作目录。　　从5月起，伟烈亚力在《上海晚邮》上陆续发表《前汉书》卷94的译文：《匈奴与中国关系史》［95］。翌年，皇家人类学院院刊发表同一译文。在中国的众多史书中，《前汉书》被欧洲的汉学家们认为是最有价值和最有趣的。在此前召开的首届东方学家大会上，与会者曾呼吁翻译此书，并将译文分发给各地的汉学家［96］。伟烈亚力的译文正顺应了这种要求。　　1874年，伟烈亚力在《教务杂志》停刊近两年后出任编辑。该杂志最早由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维勒(L.N.Wheeler)于1867年3月创办于福州，原名The Missionary Recorder，同年12月停刊。翌年5月，同会的传教士保灵(S. L. Baldwin,1835～1902)将其复刊，并更名为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1870年1月，保灵回国，卢公明接任编辑。1872年5月因卢公明将离福州，该杂志无人接任编辑而再次停刊。此后两年间，传教士们普遍对它的停刊表示惋惜。在这种情况下，伟烈亚力将其复刊于上海，将原来的月刊改为双月刊。他在第一期的前言中表示，复刊后的杂志将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内容，而同时欢迎与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相关的各种知识的稿件［97］。在伟烈亚力任编辑的数年里，《教务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历史与地理方面的论文，这与伟烈亚力不把宗教和科学分离开的思想是完全相一致的。　　同时，伟烈亚力积极参加亚洲文会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建一座自然博物馆是该会的目标之一［98］，在2月13日的亚洲文会年会上，任主席的美国人福勃士(F.B.Forbes,1840～1908)作就职演说，提出建馆计划［99］，得到两位副主席宓吉(A.Michie,1833～1902)和伟烈亚力的支持。不久，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贷银1500两，筹备工作开始启动。所收集的展览品含动物(爬行类、鸟类、兽类、鱼类、昆虫)、植物、地质、贝壳、考古、钱币、人种、工业产品等，伟烈亚力负责其中的考古和钱币类［100］。　　2月28日，在上海戒酒公所，伟烈亚力根据玄奘(602～664)的游记作了关于释迦牟尼圣物(舍利、牙齿、头发、指甲、脚印等)的演讲［101］，引起听众极大的兴趣。这是戒酒公所举办的系列演讲之一。《字林西报》评论说：　　“但愿伟烈亚力的演讲已在亚洲文会上作过，因为那样的话，演讲内容就会发表并保存下来；在戒酒公所作演讲，将是u2018稍纵即逝u2019的，其中许多奇特的知识片断将会失传。”［102］　　3月7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Medhurst,1823～1885)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格致书院章程［103，104］。24日，伟烈亚力参加了在亚洲文会会议室举行的格致书院“良好祝愿者会议”，到会的还有麦华陀、傅兰雅(J.Fryer,1839～1928)、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等13人。会前，伟烈亚力和傅兰雅为麦华陀准备了一份已译西书的目录。麦氏在会上对建书院的缘由、宗旨和具体备置哪些书刊作了解释，明确提出：该书院纯粹是世俗性质的，将不引进宗教书籍［105］。伟烈亚力发言说，他赞同书院具有世俗性质，但他不希望将宗教书籍一概排除在书院之外，无论如何，《圣经》是必须置于书院中的。他认为，从文献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圣经》，中国人是不可能对欧洲文献作出正确评价的。他认为，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如果书院是为一般科学教育服务的，为什么要排斥它呢?他还认为，将《圣经》排除在外，与抛开五经去学习中国文献十分相象［106］。最后会议商定由董事会来决定书刊的取舍。会议推选出5位董事，外国人有麦华陀、福勃士、伟烈亚力和傅兰雅，中国人有唐景星(廷枢)。不久中国的王荣和与徐寿相继被增选为董事。在8月31日的董事会上，诸董事请麦华佗和伟烈亚力为书院租赁房屋［107，108］。在10月16日的董事会上，伟烈亚力和傅兰雅被授权为书院采购书籍［109，110］。　　1875年，伟烈亚力和徐建寅(1845～1901)在初版基础上合作新译的《谈天》在上海出版［3，111］。伟烈亚力在《教务杂志》上对此书作了介绍［112］。　　这一年，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Schlegel,1840～1903)出版了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星图起源的著作《星辰考原》。该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是：中国星图产生于公元前17000年!这部40年后被赵元任称作“星名考据之富矿”［113］的力作出版后受到许多西方学者，如法国科学院终生秘书、数学家贝特朗(J.Bertrand, 1822～1900)、德国科学史家冈特(S.Günther,1848～1923)等的严厉攻击。伟烈亚力则在《教务杂志》上对此文作了客观的介绍和评价［114］。数年后，施古德发表《给〈星辰考原〉批判者的答复》一文，对贝特朗等进行了驳斥，甚至对理雅各、艾约瑟、湛约翰(J.Chalmers, 1825～1899)等也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评。唯独伟烈亚力受到他的衷心感谢［115］。约在同一年，伟烈亚力还作了关于欧洲人传说中东方一富裕基督教国家国王普雷斯特*约翰(Prester John)的演讲［116］。　　1876年8月，第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伟烈亚力向大会提交题为《北京的元代天文仪》［117］的重要论文。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当时置于北京观象台下花园内的浑天仪和简仪是17世纪末来华耶稣会士的作品。伟烈亚力此文则根据《宸垣识略》、《元史》等中国文献以及利玛窦日记等西方文献之记载，证明它们是元代的天文仪器，从而反驳了西方学者的上述说法。实际上，伟烈亚力早在数年前就已对这一课题作了深入研究。1874年8月，他在写给英国东方学家玉尔(H.Yule,1820～1889)的长信中称：这两种天文仪乃是马可.波罗旅华那个时代的作品，与耶稣会士毫无关系。信中他给出同样的证据，消除了玉尔的怀疑 。伟烈亚力此文对后来的西方科学史家如查特利(H.Chatley)、史密斯(D.E.Smith, 1860～1944)、萨顿(G.Sarton,1884～1956)、李约瑟等都有影响。这一年，伟烈亚力仍担任格致书院董事之职，继续为书院购买书籍。在12月15日举行的董事会上，因麦华陀即将离华，有人要求伟烈亚力接任主席之职，他因经常外出而谢绝。　　这期间，伟烈亚力还致力于文献方面的工作。在这年的美国费城国际书展上，中国海关所收藏的1000余册图书被展出。作为这些图书目录的一个附录，伟烈亚力按语种编写了在华新教传教士出版著作的详尽目录［125］。　　1877年1月，已决定回国的伟烈亚力在亚洲文会年会上被选为理事。5月10日，伟烈亚力参加了在上海戒酒公所举行的在华传教士大会。这次大会的组委会成立于1875年，伟烈亚力是七位成员之一［125］。大会开了两周时间，共有126位传教士参加。大会讨论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宣教方法、教务建设、《圣经》翻译、教会自给等问题。伟烈亚力就基督教与儒教的优劣、传教与格致之学的关系、翻译规则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6日的集会，会上讨论传教与科学的关系，一些传教士反对从事科学著述，而伟烈亚力则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认为“格致之学有与圣道相符”［126］，还赞扬林乐知所办《万国公报》：“历年专心搜罗，真不愧为好学力行者矣。”　　1877年7月8日，伟烈亚力乘坐英国邮轮离开上海回国。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受到眼疾的困扰，曾多次对朋友慕维廉说，他的双眼会全瞎。这与他常年校对《圣经》清样不无关系。正因为如此，他在离开中国以前，让人给《圣经》委办译本制作了铅版，以避免他的后继者们重复他的劳动［39］。　　伟烈亚力的回国给他的中外朋友们带来了无尽的思念。行前，中国文人沈毓桂赋诗相赠［127］。他任编辑三年半之久的《教务杂志》说：“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深深想念他，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则最想念他。”［128］亚洲文会主席金斯密(T.W.Kingsmill,1837～1910)在1878年1月年会和1879年2月例会的讲话中，都对伟烈亚力的离去表示深深的惋惜［129，130］。

    4　回国以后(1877～1887)　　回国后，伟烈亚力并未因眼睛不好而足不出户，如当年11月9日，他参加了大英圣书公会组织的一次有关中国的演讲［131］。翌年，伟烈亚力应亚洲文会理事会的要求，代表该会参加了在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四届东方学家大会，会上宣读了关于朝鲜的论文［132］。这年，伟烈亚力还撰文介绍了两位好友新出版的著作，一是艾约瑟的《宗教在中国》［133］，一是考狄的《西人论中国书目》［134］。　　1879年，有人在《中国评论》上发表《景教在广州》［135］一文，文中引用法国神父胡克(E.R.Huc,1813～1860)《基督教在中国》［136］一书中关于西安府金胜寺的一段译文，说明中国15世纪仍存在景教。伟烈亚力见文后于12月10日在自己的居所撰文对此提出批评，指出：这段译文是错误的，且纯粹抄自鲍狄埃的著作。他改正了译文，并举例说明胡克书中错误百出，不足为凭［137］。　　1880年，艾约瑟的《中国佛教》在伦敦出版。出版前，由于作者本人不在伦敦，伟烈亚力看了全书的校样，并为其编写了详尽的索引［138］。这一年，他在皇家人类学学院院刊上发表《前汉书》中《西南夷传》和《朝鲜传》的英译；翌年又发表《西域传》的英译。1882年，他在考狄的《远东杂志》上发表《后汉书》中《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以及《西羌传》的英译。这是他的绝笔。　　伟烈亚力的最后几年是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基督教堂路18号度过的。在那里，他可以“呼吸纯净的空气，欣赏美丽的灌木林”［39］。1883年2月6日，他双眼全瞎，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完全是在卧室中度过的。他深深地怀念中国，有时会产生身在中国的幻觉［139］；虽已神智不清，就连多年前老朋友的声音也辨认不出，但当他听人提到中国，特别是上海时，脸上立刻就会现出喜悦之色［140］。女儿玛丽一直在身边细心照料他。　　1887年2月6日，伟烈亚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2月10日，葬于海格特公墓。理雅各、雒魏林、麦克斯韦(Maxwell)、托马斯(J.Thomas)等生前好友以及大英圣书公会和伦敦会的代表们参加了他的葬礼。　　伟烈亚力在中国时与欧洲许多汉学家或东方学者保持通信联系，向他们提供慷慨无私的帮助。戴南(J.E.Tennent,1869～1904)爵士撰写《锡兰》(Ceylon:An Account of the Island,Physical,Historical,and Topographical)、玉尔译注《马可.波罗行记》、郝沃斯(H.H.Howorth,1842～1923)爵士著述《从9世纪到19世纪的蒙古史》，都得到伟烈亚力文献方面的帮助。无论在上海还是在伦敦，都经常有求教者登门拜访。伟烈亚力耐心解答疑难、慷慨提供资料，无不使来者满意而归。金斯密曾称赞他道：“再也没有比伟烈亚力更好更和蔼可亲的人了，他总是乐于为初学者提供帮助，给他们汉学研究中的许许多多资料。”［129］许多初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对汉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伟烈亚力去世后，皇家亚洲学会在所刊讣告中称：“艾里奥特(W. Elliot)爵士于3月1日逝世，伟烈亚力于2月6日逝世，欧洲东方学家们失去了他们集体中两位引人注目的、在各自领域内出类拔萃的成员。”［141］同一刊物还发表考狄的纪念文章，文章说：由于鲍乃迪客死马赛，贝勒重返俄国，伟烈与世长辞，“在中国，历史与地理的研究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文章盛赞伟烈亚力：“他不仅为传教士，而且亦为一般的科学研究者树立了榜样；伟烈亚力的名字应该成为他的职业和他的国家的骄傲。”［10］考狄于翌年又撰文纪念他。亚洲文会在5月份例会上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并缅怀他的功绩［142］。《亚洲文会会刊》、《教务杂志》、《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报刊杂志上均发表他的生前好友慕维廉的纪念文章［140，143，144］，大英圣书公会月报上则发表托马斯的纪念文章，对伟烈亚力作为学者和传教士的成就和品格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数年后，托马斯等决定出版一本伟烈亚力论文选集，他们从伟烈亚力留下的多箱文稿中选出了文献、历史、科学和语言4个方面有代表性的17篇论文的手稿。然而，出版并不顺利。后来慕维廉把手稿带回上海，通过两家印刷所，终于赶在1897年伟烈亚力逝世10周年之际，出版了这部名为《中国研究录》的文集。然而，该集所收论文只占了伟烈亚力全部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二仍有待出版［145］。

    *本文是博士毕业论文《伟烈亚力与中西数学交流》的一部分，笔者在该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何绍庚研究员的悉心指导，韩琦博士在文献方面的无私帮助以及郭书春、刘钝、王渝生、艾素珍诸研究员的热情支持。王扬宗、邹大海、马军、宁晓玉等师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或建议，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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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伟烈亚力著：《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
    《华英通商事略》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录。
    • 《西国天学源流》赫歇尔原著，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录 《重学浅说》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录 《续几何原本》 《数学启蒙》 《数学启蒙》 《代数学》》（英）德·摩根著，李善兰、伟烈亚力译，墨海书馆出版。
    • 《代微积拾级》（美国）罗密士原著，李善兰，伟烈亚力翻译，墨海书馆出版，1859年。 《匈奴中国交涉史》 《满蒙语文典》 Jottings on the Sciences of Chinese Mathematics, 1852, North China Herald?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中国文献纪略》） 1867 Itiner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Hoopih, Sze-chuen and Shen-s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No. V, S. 153 -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在华新教传教士纪念录》） 1867 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i Ngan Fu。（《景教纪事》） Chinese Researches, 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97).

      参考文献

      1. ^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J.D.Spence ISBN 0393038440
      2. ^ 见《西国天学源流》王韬序
      3. ^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63 ISBN 0674068769
      4. ^ Fleeting Footsteps:Tracing the Conception of Arithmetic and Algebra in Ancient China；by Lam Lay Yong and Ang Tian Se ISBN 9812386963
      5. ^ 向达：《记牛津所藏中文书》

      最后编辑：2021年09月17日